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了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一文。次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刊出了这篇洋洋7000余字的批判“两个凡是”的檄文。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十几家报纸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这么多报纸如此迅速、如此步调一致地转载《光明日报》的文章，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事，这立即引起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凡盼望“天安门事件”早日得到平反、盼望早日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的人读了《标准》后，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而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则立即出来加以反对，并对此文施以很大的压力。
5月12日晚上11点，正在上夜班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了吴冷西的电话。吴冷西是“运动”前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说话的逻辑性、理论性很强，他在电话里说：
你们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因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僵死的教导，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思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不是真理才对吗？
尽管胡绩伟已经考虑过转载《标准》的后果，但还是被吴冷西那条理清晰的斥责激出一身冷汗。吴冷西继续说道：“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要在政治上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吴冷西
胡绩伟不禁反问道：“吴冷西同志，你把这篇文章说得如此严重，我想请问一下，你讲的这些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传达领导同志的意图？”
吴冷西回答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请你不要外传。”
“不！既然你把这事在政治上提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对不对，所以不能不做必要的传达。”
“这……你看着办吧！不过，你要把我的电话记录送给我一份。”
胡绩伟并不知道，在吴冷西给他打电话之前，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已经给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打了电话，他批评《光明日报》犯了严重错误，是在砍旗，并要求严厉追查此事。与此同时，胡福明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只能坐在家中，默默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汪东兴
在这个关键时刻，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邓小平还在讲话中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次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为通栏标题，《解放军报》在头版用套红大标题，详细报道了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邓小平的讲话使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们受到了巨大的鼓舞，更明确了真理标准讨论的现实针对性和极其重大的意义，坚定了人们冲破阻力推动这个大讨论的信心和勇气。
但是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6月15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对《标准》和其他几篇文章再次进行指责，他说：“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宣传上的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被敌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汪东兴还特别强调，关于《标准》的事，他向华国锋汇报过两次，他的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
6月24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长篇文章。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人之所以要坚持某些旧口号、旧提法，“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这些人，他们口头上说的是担心某些旧口号、旧提法的修改会导致整个革命和整个理论的否定，实际上是害怕自己某种个人的东西因此受到损害。”
这篇被称为《标准》姊妹篇的长文，是在胡耀邦和罗瑞卿的支持下产生并发表的，罗瑞卿亲自修改定稿，并为此和胡耀邦至少通了6次电话。文章发表后不久，罗瑞卿出国治病，他临行前特意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先挨40大板。”
7月21日，邓小平找张平化谈话，要求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负责人时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驳不倒的。实际上是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同意这个观点和文章，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很快扩展到了全国，这可以说是一次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思想解放运动。
多年后，胡福明回忆起这场大讨论时，深有感触地说：“当时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不要说我个人的命运如何，全国也不会再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更不会出现一个思想空前解放的运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开创这样一个令人振奋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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